2010年8月
为方便新老客户,经过为期半年的筹备,上海蓝义北京办事处,无锡办事处,广州办事处将于陆续落成开张。

2010年7月
上海蓝义成功签约某知名国际石化公司,成为其笔译,口译以及多媒体本地化服务唯一指定供应商,公司1-1专业服务团队将为其提供年均800万单词,600人次现场口译的专业定制服务。

2010年6月
上海蓝义与美国Reed Tech International Inc各出资55万美元拟在苏州成立软件信息技术服务公司,承接硅谷大型软件设计开发企业软件本地化项目。

2010年5月
为庆祝BLUELINGO成立20周年,公司在波特曼酒店榆树厅举办了周年庆典,邀请了诸多贵宾客户,行业合作伙伴以及商会会员,公司创始人Allen Lee博士到场答谢所有到场嘉宾,并就行业前景,技术创新以及全球化发展发表了重要讲话。

2010年4月
上海蓝义自主开发的Project IMPECCABLE软件系统试运行成功,集成客户支持中心,项目精益管理,质控管理,全球译员信息管理,支付系统等模块,提高了客户反映时间,缩短了交货周期,节约了运作成本,明显提高了市场竞争力。

2010年3月
上海蓝义为无锡某国际游艇俱乐部提供了2000页船舶维修保养手册翻译,现场技术培训交传,游艇中文命名等服务。为感谢蓝义的优质服务,客户邀请项目组人员参加了太湖游艇聚会活动,并达成了长期服务意向。(上海翻译公司上海)

2010年2月
上海蓝义为13家上海世博会筹办与参展机构提供了123场次,8个语种的同声传译,同传设备及现场技术服务,35000多名参会人员体验了蓝义精准流利的同传口译服务,所有提供的耳机,发射器,主机等外围设备实现了0故障率。

2010年1月
BLUELINGO上海公司09年销售额突破1500万,同比08财政年增加27.6%。北京,无锡,广州办事处注册,招聘,培训工作同步进行中。

上海翻译公司上海

中国当代文学海外传播:翻译与推广非常重要

  

莫言是幸运的。1988年美国汉学家兼翻译家葛浩文来到中国,看中了莫言的长篇小说《天堂蒜薹之歌》,之后开始了对他作品的翻译,至今莫言被译介到英语世界的7部小说,都由葛浩文翻译,这位翻译者是英文世界首屈一指的翻译家。

  “莫言能够进入西方特别是欧美主流文化的视野,翻译家、出版商的翻译推广工作很重要。”文学杂志《收获》总编辑程永新接受记者采访时说,“(获奖)有机遇问题。以前包括沈从文在内的一些中国作家与诺贝尔文学奖失之交臂,翻译问题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。因为西方的读者包括诺贝尔奖的评委,只能通过法文、英文等相互对照着看,而很多其他语种是从英文转译过去的。”

  根据与海外汉学家的交流经验,程永新认为,外界对很多中国作家的误读也往往源自翻译。

  翻译与推广非常重要

  中国作家进入国际视野,译介是必须的门槛。

  “在中国当代主力作家群中,莫言是作品被译介到海外最多的小说作家。其次是余华、苏童,再其次是贾平凹、王安忆等。”浙江师范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海外传播研究所主任刘江凯告诉记者。

  刘江凯说,在国内研究者看来,莫言、余华、苏童、贾平凹、王安忆、王蒙同属于当代中国作家“第一集团军”,“创作的实力上不见得有多大的差距”,但他们的作品在海外传播的实际效果的确很不一样。

  “作家的创作风格会很影响他们作品的翻译和传播。比如贾平凹《秦腔》中民族性乡土性的语言特点,翻译之后很多东西就丢掉了,只剩下了一堆鸡毛蒜皮的语言。王安忆的《长恨歌》翻译的时候也比较难。相对来说,莫言和余华作品的翻译就不易丢失味道。”刘江凯认为。

  除了莫言,余华也是海外较受欢迎的中国作家。刘江凯注意到,在余华的小说《兄弟》出版后,国内恶评多于赞美,而在国外却是赞美多于恶评,“基本上很少看到负面评价”。《兄弟》在美国出版之后,美国的主要媒体几乎都大篇幅地介绍了这部作品。

  莫言作品的出版商做的海外推广似乎比其他人略胜一筹。《收获》杂志副编审叶开告诉记者,据他了解,莫言走过美国的很多地方,而且举办了不少“读者见面会”等活动,与很多普通读者接触。而余华在美国走的主要都是高校,高校活动更多的是年轻人和华人来捧场,但他们不能构成直接的购买力和影响力,在西方,小说读者多为中老年人群。

  此外,刘江凯还发现了一个耐人寻味的现象:苏童、莫言、余华作为小说海外译介前三名,有一个共同点,就是他们的作品都被张艺谋改编成电影,并获得国际电影大奖,如《红高粱》(改编自莫言的同名小说)获第38届西柏林电影节金熊奖;《大红灯笼高高挂》(改编自苏童小说《妻妾成群》)先后获第48届威尼斯电影节银狮奖、金格利造型特别奖、国际影评人奖和英国影视艺术学院最佳外语片奖、纽约影评人协会最佳外语片奖、比利时电影评论家协会大奖;《活着》(改编自余华的同名小说)男主角葛优获“第47届戛纳电影节最佳男演员”奖。

  “应该给张艺谋颁发‘中国当代文学海外传播最佳贡献奖’。”刘江凯开玩笑说。

  但毕竟,电影只会对文学起到临时聚光的效应,要得到持续的关注和肯定,还得看作品本身的文学价值。

  “莫言出现并成熟,与上世纪80年代也就是改革开放后的中国息息相关,这说明中国确实到了一个文学辉煌的时代,而这个辉煌是由一批作家造就的。”程永新说,“虽然能进入西方主流文化视野的还是凤毛麟角。”

  意外的发现

  刘江凯在他所做的一项数据统计中意外发现,从翻译语种数量来看,卫慧的翻译要远远多于其他当代主流作家,更意外的是,卫慧的翻译作品主要就是《上海宝贝》这一部。

  “应该有两个原因,第一,《上海宝贝》曾在国内被禁止出版,外国人对此好奇;第二,书中对性有出位的描述。由此可以推断,流行元素对世界图书市场的影响很大,作品翻译数量的多少并不能代表作品的艺术价值高低。”

  刘江凯另一个意外发现是,很多当代作家作品的越南语翻译数量多于英语。刘江凯研究的十二位中国当代主要作家中,他们的主要作品都有越南语的译本。像余华、莫言这样的作家还一度在越南读书界形成一股热潮。

  而这个重要的现象一直被诸多媒体和研究者所忽略。

  “因为我们在文化交流中,更在意欧美的强势文化。”刘江凯说,“一百多年来,我们一直在寻求欧美等发达国家的强势文化认同,因此,以前对不能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总有一种全民集体无意识的焦虑感。莫言获奖的好处,是我们能借此矫正心态。国内媒体的过分炫耀和全民兴奋说明我们并没有真正地自信起来。如果我们足够强大,为什么这么在意外国人颁给我们的一个奖?”

  中国文学依然处于世界边缘

  “不要被诺贝尔奖砸昏了头脑,中国当代作家作品在与国外的交流中还处于严重的‘入超’状态,每年译介出去的不到10部,而引进的远远超过这些。中国文学仍然处在世界文化的边缘,边缘到有些让人无法接受。”刘江凯说。

  几年前,刘江凯曾经在德国波恩留学,他留意到波恩的书店里很少看到中国当代文学的翻译作品。

  “国内即使很小的书店里都能看到翻译过来的外国文学作品,但英法美等几个国家的书店几乎没有完整的关于中国文学的专栏。在法兰克福书展期间,法国书店曾经出现过一个小小的中国文学书架,但书展之后就没有了。”刘江凯说。

  “国内做出版的朋友也说,相比国内作家的原创,他们更愿意翻译外国作品,因为中国读者更追捧国外文学家的作品,出版翻译作品很少亏本。”叶开告诉记者。

  “2006年引进的土耳其作家奥尔罕·帕默克小说《我的名字叫红》,听朋友说至今已经销售40万册了,虽然我个人觉得翻译得不灵。但莫言的《蛙》在获奖之前只印了20万册。国内其他一流的作家,除去那些畅销书作家之外,小说销量10万册都很困难。所以,中国目前整体的文学创作仍然弱势,即便翻译到国外去,实际上也是处在一个非常狭窄的圈子里,几乎不能在真正的国外普通读者中流行。西方读者很自大,他们对你的文化没有兴趣。这是无法掩盖的事实。我们只有承认,才能有赶超的机会。”叶开说。

  鉴于此,刘江凯倡导在海外建立推广中国文学代理机构。

  “余华和莫言这样的作家,有着很成熟的海外推广和代理机制。创作当然是根本的因素,但当作品创作出来之后,在流通的环节会涉及翻译家、经纪人、海外出版社的宣传,还包括版税的洽谈、海外汉学家的推广,等等,是有一整套机制在里面的。翻译是公认的中国文学走向世界的瓶颈,更大的瓶颈是海外代理机制的缺失。你看日本是怎么推广川端康成的?”刘江凯说。

 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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